失业时代：智能化进程中的分配难题

随着2026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口预计达到3.2亿，企业及个人的投资意愿几乎降至冰点。虽然机器正在将人们从传统制造业中解放出来，但分配制度依然沿用旧有的支付方式，导致红利的产生方式与分配制度之间形成了巨大的不匹配，这成为当前经济困境的核心所在。

首先，灵活就业人数的大幅增加已改变了中国的就业景象。《吾辈如神》一书中提到人类思维仍停留在原始阶段，而制度则似乎停滞在中世纪。观察2026年的中国就业市场，这个描述不无道理。从2012年到2020年，灵活就业人口由1.5亿猛增至3.2亿，原因在于企业的谨慎投资和个人的求职意愿下降，导致大量人被迫离开正式岗位。而更让人忧心的是，2027年可能还会出现更多企业倒闭和失业现象，经济的拐点依旧遥遥无期。

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领导者，却出现如此高的失业率，其根本原因可归结为政策和技术的双重因素。自2020年以来，长达数年的经济休克期导致数千万企业倒闭，岗位随之消亡，产业链的合作网络也逐步瓦解。为了掩盖正失业的现状，一些地区推行全民注册企业的政策，表面上看似热闹，实则真正的就业质量并未提升。

与此同时，智能化工厂的兴起大幅降低了用工需求。在我参观的一家年产值数百亿的钢铁厂中，车间几乎无人。技术的进步本该解放人类，但与此同时，甚至连脑力劳动也面临被取代的风险。随着不断增多的失业，人们在失去劳动的同时也失去了获取财富的能力，而这一旧有的规则若不进行变革，则将使得被解放的人感到无所适从。

未来社会的轮廓变得逐渐清晰：人类将设计和创造出智能机器，负责生产；而人则提供服务，服务彼此以及智能技术，最终由所有人共同享受这一智能社会的丰厚红利。从技术的角度来看，这是完全可行的，但唯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：这些红利将如何分配？

智能机器生产的财富累积并未能有效分配给3亿多的灵活就业者，而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一问题愈加突出，答案却依然被制度束缚。观察美国的策略，特朗普政府曾考虑通过关税收入直接向每位成年公民发放红利，并为新生儿设立投资账户。这显示出资本主义国家在分配问题上的灵活性和迅速反应。

相较之下，中国养老制度的差别显而易见。如今，体制内人均养老金为6000元，企业职工为3000元，而城乡居民仅为208元。如此悬殊的差距让农民这一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显得微不足道。正如研究所示，如果养老金一次性提高到400元，将可显著增加社会消费。这显然不只是金钱的问题，更是制度对人才的重视程度的体现。

如果国家不能以人为本，合理分配财富，智能社会的发展将面临重重阻碍。现有的分配机制已经对生产力形成一定的约束，这使得生产力的增长和分配之间产生冲突。继续忽视这一问题，将使中国在迈向智能社会的过程中面临更大的挑战。我的观点是，一个理想的未来状态应当是：在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基础之上，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由国家保障，而具备能力和动力的优秀人才则应获得更多资源，以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。

智能技术已经为未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，唯有改变现有的分配制度，让人们摆脱焦虑，才能使智能社会的红利真正惠及广大人民。